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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这些文化名人的光明故事】
在光明日报社大楼悠长的走廊里，一幅幅名家学人的肖像引人驻足，他们都曾为这张报纸的创刊或成长倾洒心血。其中一位，身着中山装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目光坚定而柔和，他就是《光明日报》创办的《经济周刊》首任主编、著名经济学家沈志远。
沈志远，生于1902年，浙江萧山人。他被称为“一位‘全栖型’马克思主义学者”长城配资，在其全部著作和译著中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作品各占半壁。
1934年，沈志远出版成名作——《新经济学大纲》。该书以流畅生动的白话文，论证了资本主义的产生、发展以及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规律，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，较为完整、准确地介绍给中国读者。这本内容通俗、易学易懂的经济学教科书问世后大受好评，历史学家李平心将其比作“荒野里的一株冷艳的山花”。
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曾回忆：“我认识沈志远，最早是通过他的专著和译著《新经济学大纲》《黑格尔与辩证法》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》等，这几本书在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。”
1949年2月25日，沈志远怀着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一腔热望，几经周折，从香港抵达北平。不久，他便深度参与到《光明日报》的创刊筹备工作中。
1949年6月24日，在这张诞生仅8天的报纸上，沈志远首次发文，呼吁全国人民“在新形势下团结前进”“要把这样一个贫乏残破、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裕、崭新和产业先进的国家”“每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智慧、能力、专长等等无条件地贡献出来”……
这，道出了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最真切的心声。
彼时长城配资，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，经济建设成为全体人民面临的重要任务。在此背景下，1949年7月1日，党的生日这天，《光明日报》创办《经济周刊》。
在《创刊辞》中，沈志远指出，今天经济言论界的主要责任就是“有系统地解释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，政策方针和各种具体任务”，“这个小小的周刊的出版，也就是想在国家经济建设的伟大事业上尽一份这样的责任”。
在这个“小小的周刊”上，沈志远一方面约请章乃器、王亚南、陶大镛等知名学者撰文，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建议；另一方面，组织作者、译者介绍苏联、东欧发展经济的经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一直在思考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一重大理论范畴。
1949年7月至9月，沈志远以笔名“任重”在《经济周刊》发表了7篇理论文章，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般概念、规律性等基本理论，总字数达两万五千字。这批最早探讨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文章，在当时引发广泛讨论，也成为他随后出版的《新民主主义经济概论》一书的基础。
“这些文章的特点，首先在于，大多数都是紧密联系各时期中国和世界的经济、政治形势，以马列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来研究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，并向广大读者做深入浅出的宣传。”沈志远之子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骥如曾如是总结。
在关注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，沈志远也时刻关注现实问题，甚至一些零碎的“小事”。
《经济周刊》创刊之初，一位名叫李凯风的读者给沈志远写信，反映了一个问题。信中说，他在某私营银行一笔十五年期的存款到期，按约须由该行支付本利共银元一万元，但该行答复：在人民银行没有给出统一处理办法前，只能给付“一万元之人民券”，令其无法接受。
银行战前存款应如何偿还？沈志远将这一来信登报，并回复说，发生这种纠纷的根本原因是“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实行恶性通货膨胀”。针对如何合理偿付这一问题，沈志远呼吁“人民政府或人民银行将来规定具体办法”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沈志远先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、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等职务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他仍不时为《经济周刊》撰稿。比如，1950年8月，他在《略谈政治经济学与联系实际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学习政治经济学，正如同学习一切理论，是需要联系实际的。联系什么样的实际呢？自然首先要联系中国经济的实际。”
1951年，沈志远离京赴上海工作，随后参与筹备民盟上海组织、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（现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）。其间，他始终坚守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、理性与担当，提出的“不能撇开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而讲发挥主观能动性”“不能撇开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讲生产关系的改革”等观点，至今仍振聋发聩。
1965年1月，沈志远因病逝世。
1985年，在纪念沈志远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上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胡绳曾这样评价：“沈志远无论在什么环境中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都是坚定不移的。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，并且以传播这个真理为己任。”
斯人已逝，而他曾为《光明日报》辛勤躬耕的这份事业薪火相传。从《经济周刊》到后来的《经济生活》，再到如今的《经济学》，刊名几易，停而复始。今天，沈志远提出的“理论现实化”和“学术中国化”的重要理念，以及对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，仍如不灭的火焰般耀眼……
（本报记者 陈恒）长城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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